年鉴框架。年鉴工作者十分重视年鉴的框架设计问题，结合年鉴编纂实践，积极撰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方亚光《论省级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江苏年鉴〉的框架结构说起》（《年鉴信息与研究》第2期）在回顾了《江苏年鉴》框架三次大调整的同时，详细分析了《江苏年鉴》框架结构的优劣。在此基础上，对省级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进行探讨，提出了“遵循年鉴属性、贯彻编纂宗旨、体现地方特色、分类科学合理”四条年鉴框架设计基本原则。该作者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年鉴框架结构——对新版〈江苏年鉴〉构架的思考》（《江苏地方志》第6期）一文进一步认为，年鉴的框架结构既要相对稳定，又要不断变化完善。策划和调整年鉴的框架，既要遵循上述四条基本原则，又要特别关注年鉴年度的特殊性。对2007版《江苏年鉴》的框架，作者认为要特别注意“2006年”这一特殊年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调整框架结构。为此，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调整类目，借鉴《纲要》篇目，将“产业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和谐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教人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重大工程”作为《江苏年鉴》的类目，以体现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二是调整栏目，做到合理归类，重点突出。要按照《纲要》及时纠正归类中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三是加大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突出民本民生。增设“和谐社会”类目，按照“坚持富民优先、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文化大省、发展卫生事业、强化社会公共管理、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设立栏目，并在栏目内细化分目和条目。葛向勇《城市年鉴的框架设计浅议》（《年鉴信息与研究》第1期）结合主编《厦门年鉴》的实践，就城市年鉴框架设计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栏目设置要体现全面性、独立性、相关性、地方性、平衡性；栏目的数量以“中编体”为宜，中小城市大约在三四十个为宜，较大的城市可以设到四五十个；栏目的排列顺序，以“中编体”为例，一般为基本情况、城市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人物和人名录、专文和附录；年鉴的框架结构以栏目、分目、条目三级构架为好，虚设层次不宜太多，个别内容比较复杂的栏目，可以在分目与条目之间再增加一个层次（次分目），成为四级构架。为防止门类之间的内容交叉，作者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即角度各异、详略不同、互相参见。张子忠《关于年鉴框架设计与内容编校质量问题的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第1期）一文主张年鉴框架设计应贴近经济社会实际，在制订框架时，要把握三点：一是具备逻辑学素养，以现代社会分工、科学分类以及年鉴编纂规范为谋篇布局的基本依据；二是熟悉地情，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反映全面情况的前提下，以把握宏观、前瞻趋势、详记特色、简述一般为内容编排的着力点，打破形式逻辑的束缚，该升格详记的内容即予升格详记；三是本着实现资料信息最大化、最优化的宗旨，以有利于囊括管用、好使的资料和有利于编纂为基准。黄炜《浅议市县年鉴框架设计中的分类问题》（《中国地方志》第6期）通过对35部不同年鉴的综合分析，指出市县年鉴框架设计中普遍存在的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类范围不对应、层次设置不协调、标题命名不严谨、事物归类不科学等通病，并提出市县年鉴的框架设计要注意“五性”，即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分类范围的对应性、层次设置的协调性、标题命名的严谨性、事物归类的科学性。方亚光《谈谈年鉴特载（特辑）的策划与设计》（《江苏地方志》第4期）通过对十几部各地年鉴“特载（特辑）”收录内容的分析，认为特载（特辑）是年鉴各栏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栏目，它一般置于鉴首，读者最先阅读，也最先留下印象；特载（特辑）收录的内容很特别，非同一般，较之其他栏目更大、更特、更要；特载（特辑）的体例与格式有别于其他栏目，灵活特殊。藉此，作者提出了年鉴特载（特辑）栏目选题选材的共同标准和要求：极大体现特载的“特”，使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年度亮点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在具体的策划和设计中，作者强调首先要区别并把握好与其他栏目的关系，一是要区别和把握好特载（特辑）内容与特色栏目的关系；二是区别和把握好特载（特辑）与重要文献、专文的关系；三是区别和把握好特载（特辑）与大事记的关系。其次要强化特载（特辑）内容的专题性、系统性与立体感，内容不宜多，但要精。胡新力《试论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特色的认识误区》（《上海志鉴》第3期）分析了当前人们对年鉴框架特色、年鉴框架创新手法认识上的误区，提出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应该以人为本，为年鉴使用者提供一个良好的资料检索环境，根据使用者便于查找资料的需要和现代情报信息检索的要求，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本，来布置类目和分目，科学地布置年鉴信息的分类。此外，对年鉴框架设计进行研究探讨的还有周青的《特色篇目筹就特色年鉴》（《河南史志》第1期）、郑廷祯的《优化框架结构，提升年鉴质量——〈赣州年鉴〉篇目设计思辨》（《年鉴信息与研究》第1期《河北地方志》第1期）、陈忠的《〈奉贤年鉴〉框架设计刍议》（《上海志鉴》第3期）、黄丽的《搞好框架设计，强化组稿力度》（《巴蜀史志》第3期）。

条目撰写。条目一般由标题和内容组成，年鉴工作者围绕年鉴条目标题的拟定和条目内容的撰写，以提高条目质量为主题展开了讨论。金式中《年鉴条目撰写概述》（《年鉴信息与研究》第2期）一文从年鉴条目的设置、条目的取材、条目的表述方法、条目的标题等几个方面，对年鉴条目的撰写进行探讨。关于条目的设置，作者主张设立条目的主要标准是重大、典型、有新意。关于条目的取材，作者认为要把握以下几点原则，一是要体现和符合年鉴编纂方针和出版宗旨，项目齐全；二是要有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注意典型性；三是要有新意，能反映年度特点、地区特点和行业特点；四是要讲究实用性，从读者需求出发挖掘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关于条目的表述，作者强调要言之有物，用事实说话，文字精练，行文规范。关于标题的制作，要求简短明了，不宜用总结、动员报告式的标题，不宜用副词、形容词等修饰语，不宜与内容脱节。韦滇平《浅谈年鉴条目的撰写》（《年鉴信息与研究》第4期）在分析了当前年鉴撰稿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年鉴条目撰写的基本要求是，资料搜集要全面、广泛、系统；取材要选取有年度特点、有社会影响、有社会意义的新事物；标题要准确、精练、醒目、具体；撰写要开门见山，要素齐全，重点突出，文字精练，行文规范；审核要严格把好政治关、保密关、科学关、语言文字关等。陈国华《实施年鉴综合条目标准化格式初探》（《年鉴信息与研究》第4期）认为年鉴综合条目标准化格式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两个板块，一个是数据板块，是标准化格式的核心内容，可分为基本情况、主要业务工作指标、其他相关数据三个层次；另一个是文字板块，是标准化格式的附属内容，也可分三个层次，即年度工作的主要措施、获得的主要荣誉、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指出了实施年鉴综合条目标准化格式需要注意的问题。王萍芳《谈优化条目标题在年鉴彰显个性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年鉴信息与研究》第1期）从条目标题在年鉴中的重要性入手，分析了年鉴条目标题现存的诸多弊端，一是条目标题制作还没有从地方志篇目设置模式中走出来，二是条目标题部分地存在部门痕迹，三是条目标题的外延定得过大，四是条目标题没有遵循一事一条原则，五是条目标题在一部年鉴中有数量不等的重复和雷同现象，六是条目标题采用不确切词语或总结式套句，这一切都妨碍了年鉴个性特点的发挥。张文培《谈年鉴单一性条目标题的动态性》（《年鉴信息与研究》第3期）认为单一性条目题材单一、内容具体，在其标题的拟定上要体现出动态性，使读者能够从标题中获得事物变化的第一信息，并提出了动态性标题制作的两种类型，一是动宾短语结构、二是动词作谓语、动词短语作谓语。陈国华《对提高年鉴条目质量的几点思考》（《湖湘春秋》第3期）总结了当前影响年鉴条目质量的八大问题，并提出提高年鉴条目质量的对策，一是转变思维方式，从拓宽选材渠道上下功夫；二是实施多维激励，从调动积极因素上下功夫；三是加强工作研究，从提高编辑素质上下功夫。巩魁生、王威、杨艳玲、周进鹏《〈濮阳年鉴〉条目创新的探索与实践》（《年鉴信息与研究》第3期）结合《濮阳年鉴》的编纂实践，对年鉴条目的创新问题做了探讨，认为年鉴条目要做到精心选题、凝练标题、精编内容、图文互见，并从队伍到机制方面给条目的创新提供保障。此外，对年鉴条目的撰写进行分析讨论的还有孙铎的《浅谈地方综合年鉴条目之特点》（《年鉴信息与研究》第3期）、张辉的《年鉴条目编写研究》（《新疆地方志》第2期）、吴义龙的《浅议地方年鉴栏目与条目》（《中国地方志》第5期）、汪盈的《推敲文字，积淀历史——地方年鉴条目写作的思考》（《扬州史志》第2期）、李德辉的《年鉴条目编写常见“病”》（《巴蜀史志》第2期）、王之勤的《努力提高条目质量，赋予年鉴以历史智慧》（《年鉴信息与研究》第4期）。

志鉴关系。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黑龙江史志》第5期）认为年鉴和志书在功能、体例、语言、结构形式、资料性等方面具有趋同性，年鉴是绝好的修志资料来源，但志鉴有别，在选择年鉴编写续志时，防止利用年鉴资料的盲目性，科学地汇集好续志所需年鉴资料；提出年鉴资料要准确定位内容，全力抓出反映事物主体和主线资料；围绕事物构成要素去提取年鉴资料，防止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资料缺失。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年鉴资料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上海志鉴》第2期）认为年鉴资料不能等同于志书资料，更不是志书资料的全部。但是，年鉴资料作为地情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续志编纂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其作用可表述为：年鉴资料可以为志书的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的线索。孙培兴《浅议区县年鉴如何为编纂区县志服务》（《年鉴信息与研究》第5期）认为，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有密切关系，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编年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地方志的年度资料“长编”；而地方志在一定意义上是若干年鉴地方综合年鉴的加工本，是地方综合年鉴经过进一步考证核实和系统化、科学化的增补本。在编纂年鉴的工作实践中，如果确立了“为续修志书搜集和积累年度资料服务”的意识，在不违背年鉴基本体例的前提下，使年鉴的体例、内容与志书有机地衔接起来，那么续修志书，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黄长根《谈谈年鉴为续志提供资料的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第6期）认为年鉴可以为续志提供资料，但提供的资料是有限的。文章提出续志中最大限度地使用年鉴资料的办法：利用入鉴的回溯性资料，以衔接上届志书；利用入鉴的揭示事物变化和发展趋势的“专文专论”资料，来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年鉴上综合性条目和综合记事条目，经补充完善后可直接作为续志条目使用；以年鉴的“大事记”和“机构与人事”栏目为基础，编纂续志的“大事记”和“人物篇目”；年鉴的条目为续志时草拟条目提供了参考。

吕志毅《地方志与年鉴》（《河北地方志》第5期）认为年鉴是地方志的补充，可以为修志提供翔实的资料。文章详细阐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并分析其在编纂思想、知识结构、资料选取、表现形式和检索手段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贾昉《地方综合性年鉴与区县志的异同》（《北京地方志》第2期）比较了地方综合性年鉴和区县志在特征和功能的异同和侧重点，认为两者在篇目设计方面也有异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篇目结构形式、框架设计、框架结构等方面。裘晓燕《区县志书与区县年鉴资料的关系》（《上海志鉴》第6期）认为区县志书与区县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前者的资料表现注重整体性，后者带有浓重的年度性。但由于记述的都是一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区县年鉴为区县志书提供了资料的积累，反之，区县志书对资料的要求也规范了区县年鉴的编纂。王卫红《略谈区县志书框架与区县年鉴框架的异同》（《上海志鉴》第6期）就区县志书与区县年鉴框架设计的要求、方式上，表现形式，即文体、文风上，记载内容范围上等方面的异同发表了看法。

沈永清《地方综合年鉴与续修志书的资料衔接》（《上海志鉴》第6期）就主修政府与编纂办公室、地方综合年鉴与续修志书篇目、地方综合年鉴条目记述内容与续修志书入志资料、年鉴综合性（综述、概况）条目与续修志书资料、年鉴单一性条目与志书资料、地方综合性年鉴中的专记（文）、特辑（载）、区情资料与续修志书资料等方面的衔接发表了看法。张天禄《年鉴编纂与方志编纂的科学衔接》（《年鉴信息与研究》第2期）就《福州年鉴》和《福州市志》如何在篇目设计、文体文风等方面科学衔接，相辅相成，介绍了自己的做法。

李翠平、温向前、朱宏明《二轮修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黑龙江史志》第8期）认为地方志是以“事物”立题的“分类竖写”体，本质是资料性著述；年鉴是以“事件”立题的“条目”体，本质是工具书。续志应是在广泛收集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性、资料性著述，而不应该是各年度年鉴的缩编本。地方志和年鉴是各有特色的两个不同事物，试图让方志年鉴化或年鉴方志化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对志鉴关系进行探讨的还有李兆群《志鉴结合的基础和形式》（《江苏地方志》第3期）、陆剑芳《年鉴应更好地为修志服务》（《广东史志视窗》第6期）、陆剑芬《年鉴为修志服务略议》（《内蒙古史志》第5期）、陈提超、周关怀《“志鉴联动”运作与实践探索》（《巴蜀史志》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