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年鉴经验 推动年鉴事业转型升级 

　　张恒彬 

　　摘　要：《国外年鉴选介》介绍了美洲、欧洲、非洲、亚洲9个国家的26部年鉴，涵盖综合、专业、统计年鉴三大类；稿件成文6万余字，选取随文图50余张、随文译文9万余字。通过对内容和特点的分析研究，从比较中发现中外年鉴的差异和不同，包括编纂体例、编纂组织、资料利用等多方面，在获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为中国年鉴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年鉴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但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相比，缺乏创新性，尤其是在开拓年鉴利用途径、服务大众方面还做得很不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挖掘，更多地向国外年鉴学习成功经验，推动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繁荣发展。 

　　关键词：地方志  国外年鉴  比较研究 

　　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100多年来，中国年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种类单一到繁多的过程。但我们从年鉴生产大国到生产强国的路还有多远，国外年鉴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与之相比还存在着哪些差异？都需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2017年初，为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要求，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为向国内年鉴界同仁客观呈现国外年鉴现状，更好汲取国外年鉴的先进经验，推动年鉴事业发展，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开展《国外年鉴选介》项目。希望通过对国外年鉴发展的最新状况的了解和介绍，给年鉴界的同仁、各领域学人及广大读者带来一点新眼界、一点真现实、一点深思考。项目内容为选择多部国外优秀年鉴，聘请专家逐一对所选年鉴的内容及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撰写相关介绍文章，最终集结成书公开出版。 

　　目录 　　  

　　一、精心策划，确保编纂顺利完成 

　　2017年3月，《国外年鉴选介》（以下简称《选介》）项目正式启动。经过资料筛选、书籍购买、电子版下载、内容翻译、文章撰写等多个环节，至2018年9月进入出版阶段，2018年12月正式出版，前后历经近两年时间。 

　　(一) 

　　严格筛选资料，突出全面性和代表性 

　　在选择资料过程中，项目组共查阅80余部国外年鉴相关资料，挑选并购买国外年鉴29部，下载电子版年鉴6部。主要选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日本、南非共9个国家，范围涵盖综合年鉴、专业年鉴、统计年鉴三大类。在资料选取方面，主要依照三个标准：一是选择不同的国家，以求看到多种地域特色；二是选择不同的类别，以求寻找全面细化的规范；三是选择精品，尽可能参考知名度、销售量、现实评价等因素，以求最佳的质量和代表性。 

　　然而，在购买资料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实际问题，包括部分年鉴停刊、引入审核未通过、选定的书籍缺货，造成几部影响力较大的年鉴没有收录进来，也多少产生了一些遗憾。 

　　(二) 

　　规范编写体例，突出亮点和特色 

　　资料收集齐全后，项目组联系翻译公司翻译选定的栏目及内容，并确定撰稿人开始稿件的撰写。经过资料再补充、规范编写体例、文字反复修改等环节，最终撰写出26篇介绍文章。据统计，翻译总字数30余万字，稿件成文6万余字，选取随文图50余张、随文译文9万余字。在文章的撰写和编排方面，也形成三点规范：一是将每篇文章的体量控制在2000至3000字，以把握好全书的总体规模；二是为保持整体的一致性，每篇文章均分为发展概况梳理、最新一卷（截至购买时）简述、特点分析3个部分；三是在每篇文章中配以所介绍年鉴的目录和部分重要内容的翻译，以及封面等部分图片，扩展信息含量，并增强直观感受。 

　　二、深入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选介》项目的开展，使编撰人员对国外年鉴当下的发展变化、编纂及出版状况有了进一步认识；通过撰写分析介绍文章，形成了一些对比于我国年鉴各方面现实的差异性总结，具有较强的比较意义。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达到学习借鉴、促进提升的作用。 

　　(一) 

　　认真比较，从中发现差异和不同 

　　1.年鉴编纂体例。 

　　我国年鉴大多采用条目体编写，而国外年鉴在体例上则既有条目体又有文章体，且以文章体占据多数。在项目选介的27部年鉴中，有23部年鉴全部采用文章体撰写，有4部年鉴可以归为条目体与文章体相结合的体例，但每个条目记述的内容，也远远多于中国年鉴中条目的字数。在文章体编写方面，又可细化出一些各具特点的编排形式： 

　　（1）“有固定模式”的文章体。这类年鉴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格式编写。如法国的《贝丹+德梭葡萄酒年鉴》，每篇主体文章均是由地区地图、产区介绍、推荐酒庄和新被列入年鉴的酒庄名单、年度内向消费者推荐的葡萄酒，以及对各酒庄的具体评价几部分内容组成。 

　　（2）“杂志式”的文章体。此类年鉴不设类目，由相同主题、不同写法的文章组成。如美国的《卢埃林草药年鉴》，有如何使用草药的说明文，也有草药历史传说的记叙文。 

　　（3)“论文集式”的文章体。这类年鉴的专业性与学术性较强，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如俄罗斯的《公法年鉴》，每卷年鉴设置一个侧重的主题，收录数十篇与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报告。 

　　（4）其他有创意类的文章体。如日本的《体育年鉴》，采用设主页、附页和其他赛事页的编排方式。附页和其他赛事页是对主页内容的补充说明，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文章体例。 

　　采用文章体的国外年鉴除含有资料性之外，还往往在文章中融入较多的主观观点甚至是理念和情怀，这一点与我国年鉴强调的“述而不论”呈现鲜明对比。 

　　2.年鉴编纂组织。 

　　国外年鉴的组织主体多样，主要有出版社、报社、学术机构、民间团体、企业、政府和个人，其中政府机构的占比并不高。在具体的编纂组织方面，亦呈现多主体参与的特点。如《世界年鉴》的信息由编辑部之外庞大数量的单位与个人提供，其中大多数是自愿服务。《卢埃林草药年鉴》以出版社为组织机构，拥有广泛的由作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占星学者、园艺家、草药医生等专业人士组成的供稿机制。国外年鉴在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上更加灵活，可以多渠道的获取更有价值的年鉴信息资源；职责分工上更加科学，人力使用上注重专业性，从而保证年鉴的资料质量。 

　　3.年鉴资料利用。 

　　年鉴利用是年鉴编纂的根本目的与核心意义，只有年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年鉴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国外年鉴的编纂者和出版方更重视合理的设置栏目、开发年鉴资料的供给方式，以及找准读者定位、增强年鉴资源的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并采用了很多有效的优势做法，大体可归为以下几点： 

　　（1）出版时效性强。国外年鉴总体上为市场化运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此，在缺少财政经费保障的环境下，要实现效益最大化、保证供应，首先要在年鉴出版时效上占得先机。国外市场化的年鉴几乎没有拖延出版时间的情况发生。如《世界年鉴》采取边编边排的方式，在全部文稿编辑完成后的数天内完成印刷，每年11月即可上市。时效性强是一个突出特点。 

　　（2）完善的信息服务。多数的国外年鉴都拥有完善的网站建设，读者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年鉴的最新资讯、历史资料、更新或更正，以及其他扩展资源等。如《简氏世界飞机年鉴》所在的简氏集团官网上，建有简氏图像数据库，读者可以通过电子编号查询世界飞机信息，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延伸内容，作为年鉴的强大扩展与支撑，满足读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将年鉴资料嵌构在一整套信息服务之中，让纸质和网络相结合，实现互补式发展。 

　　（3）广泛的宣传渠道。国外有些年鉴的出版方为影响力较强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会通过一些商业运作，依托行业交流、评比等方式推广年鉴，增强年鉴的影响力，从而有效扩大年鉴的利用范围。同时，年鉴也成为宣传公司、行业、赛事的窗口，二者相互促进。如《德国建筑年鉴》出版公司DOM出版社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利用自身拥有的全球图书分销网络推销年鉴，使得该年鉴作为建筑指南系列图书在全球很多个国家畅销。 

　　（4）多样的检索方式。检索方式是年鉴工具书性的重要体现之一，良好的检索设置，有助于读者对年鉴资料进行快速、合理的利用。国外年鉴的检索功能相对比较强大，设有总索引、分类索引、表格索引、地图索引、页眉索引等多种检索手段，并以不同的排列方式、不同的颜色区分，帮助使用者更方便、更快速的查找所需内容。 

　　(二) 

　　引发思考，获得的借鉴和启示 

　　年鉴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更要发挥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建设的职责和作用。中国年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通过与国外年鉴的比较研究，应充分吸纳其好的经验做法给予我们的借鉴和启示，并结合自身实际，坚持走创新发展道路，从而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相适应。 

　　1.整合各方资源，增加编纂组织力量。 

　　要利用我国年鉴政府主导的优势所在，统筹协调，找准各级各类年鉴的定位和服务对象，形成合力，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也要借鉴国外年鉴参与主体多、资料收集渠道多的经验，建立多元化的编纂体系，除政府部门外收集社会机构和个人提供的资料等形式，提高年鉴信息的丰富性和资料性。 

　　2.以内容为核心，增强资料价值。 

　　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收录真实、客观、有价值的资料是年鉴编纂的原则所在。我们要在选取资料上学习国外年鉴的做法，进一步增强年鉴资料的价值。另外，形式服务于内容，一切编纂形式的选取应最大限度的容纳和体现年鉴的资料性。在体例的设置上，可参照国外年鉴做更多的思考和改进。 

　　3.积极探索，开发资源利用的多元化模式。 

　　目前，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地方志工作的重点之一，资料价值也体现在社会利用率上。在市场机制下，国外年鉴直接面对读者的选择，自然的优胜劣汰最直接的反映出一部年鉴的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促使年鉴编纂者不断去改进创新。我国对于年鉴资源的开发处于探索阶段，我们应以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体，以不同的形式及内容开发多元化的产品，使其发挥各自的作用。 

　　4.创新手段，推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已成为年鉴创新发展的主流方向和趋势。我们要在大数据、智能化的背景下，运用网络化的手段开展工作，建设集年鉴编纂、展示、区域交流、资源开发等多种功能的平台。同时，要与国外年鉴优质的网络输出服务看齐，开发多种客户端，提高使用体验感，使年鉴资料用起来、活起来。 

　　三、广受关注，继续深化理论研究 

　　《选介》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年鉴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省市的许多年鉴编纂同仁们纷纷向我们索要书籍，多位业内专家撰写了书评，这些都显示出对项目组辛勤工作的支持和认可。开展《选介》项目，只是我们对这一领域研究进行的有益尝试，更希望呼吁并推动更广范围的专家学者与年鉴界同仁投身其中，共同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2019年6月19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以《选介》出版为契机，以“借鉴国外年鉴编纂经验，推动中国年鉴转型升级”为主题，邀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领导、部分外省市年鉴编纂同仁、出版行业的专家学者，以及本书的作者代表等举行了中外年鉴理论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选介》的撰写体会、资料价值，中外年鉴的特点，对于我们的借鉴与启示，今后的创新方向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大家充分肯定了《选介》的编纂意义，认为如此大规模集中展现国外年鉴编纂情况，在国内尚属首次，故此项目有一定的开创性；该书完全根据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内容丰富，是年鉴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当下年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扩展了年鉴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发言表示，《选介》是一本好书，为年鉴人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年鉴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发展。北京市的年鉴工作者们在中外年鉴比较研究方面的潜心探索与思考，对于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年鉴理论研究来说属于追源破题之举，在全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这种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求实求精的作风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选介》一书的出版，是北京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求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样也是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中“引进来”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中外年鉴比较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研究力量还比较弱，成果还比较少，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好首都人才优势，继续推动年鉴理论研究工作；要加强交流互鉴，推动年鉴编纂质量不断提升；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北京市年鉴事业创新发展。中指办年鉴处处长刘永强认为，《选介》一书体现了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格局、大眼力，是近年来年鉴研究方面少见的重要成果。中指办实施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工程，就是希望全国地方志工作者主动对接、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牟国义、福建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林浩、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方志编研六室主任高生记和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分会部委专业年鉴工作部主任郑维桢等国内年鉴界同仁也围绕阅读后的体会，交流了各自的观点和感受。 

　　不同地域、不同类别年鉴的做法与经验，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特色，通过比较才能对年鉴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清楚的看到优势、不足与问题，进而取长补短。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相比，在创新性上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开拓年鉴利用途径、服务大众方面还做得很不到位，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向国外年鉴学习成功经验。今后，要继续做好研究工作，科学总结深入挖掘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付诸于实践中，从而推动我国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繁荣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来源：《史志学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