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丁卯县志序

　　康熙丁卯《阳城县志》写道：“邑当太行之腹，省会之南，包鐍群山，襟带众水，图经所载厥名不一。”这段话中的“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形式。这说明阳城很早就有了称为“图经”的县志。据金代状元李俊民撰写的《重修太清观记》载：“按县图经,境内庙有四,寺有八,观独一焉。”可见阳城最晚在金代之前，就已经有了“图经”。

《中国地方志集成》辑录的三种阳城县志

　　除却历史久远的“图经”外，目前阳城有文字可考的县志编修总共有16次之多，分别于明永乐至正统年间、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间、万历八年（1580）、万历三十五年（1607）、天启五年（1625）、清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二十四年(1672)、乾隆二十年（1755）、同治十三年（187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920年(民国9年)、1928年(民国17年)、1963年、1990年、2014年。其中大修六次。

　　明永乐至正统年间，阳城即有县志。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文渊阁书目》卷十“新志”著录，成化《山西通志》卷二引《阳城县志》两条。一为“风俗”：“其民淳朴节俭,力田务本”。一为“形胜”：“东肘太行而西掖析城，北依崦山而南嘴济源，盘环曲距，峰岭对峙。”此志虽已不存，但据此可知那时是已有县志的。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韦文英任阳城县令，因抚台杨守谦“檄取邑志”，“韦侯群弟子员十数辈，攟拾土苴，抄本以应”，就是说当时的巡抚杨守谦下公文征收县志，知县韦文英召集了十几个县学生员，收集掌故，整理成册上交了抚台。此志为抄本，已不存。

　　嘉靖三十二年（1553），巡抚苏祐又征收县志，当时的知县韩珊请乡大夫宋子阳（即宋之范）对韦文英时所作“抄本”，重加订正，并予刻印。但因编纂时间短暂，未有余暇远虑,所以栗魁周先生在《万历庚辰旧志序》中说：“观者率病其简陋”。这部“简陋”之志，现在也只能在栗先生的序文中看到一点浅淡模糊的影子了。

　　万历六年（1578）张应诏来任县令，处理政务之余，翻阅县志，奋然感慨道：“夫志，史也。一方文献所关，所以彰往诏来，垂法戒以备观风者采择也。然简则陋，烦则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邑志陋而无文矣，胡可以不修也！”。王国光也认为，阳城“自有邑以迨宋元之季，掌故则什一仅存”，特别是明朝以来二百余年，掌故更多，“而近志弗称”。于是，万历八年（1580）张应诏把修志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家食丘园”的嘉靖己未科进士、陕西布政司左参议栗魁周。栗魁周在“惟时邑之才贤者或秉钧分宪，或司理亲民，亦有释褐待次者，独余谫昧家食丘园”“顾命严意恳，再辞弗获”的情况下，“旁搜博采，芟烦撮要，按旧志立新例，辨方定志，崇正黜邪，统之纲以挈领要，分之目以尽几微，稍加叙论以发义意，与二三髦士参校编辑，厘为三卷以应侯命”。这次编修县志，时为诸生的白所知充任校对。

　　此志分舆地、建置、官师、祠祀、赋役、选举、宦迹、人物、丛杂、艺文十纲，其下又分六十一目，十分详尽。王国光在他为县志所作序文中写道：“纪一邑之文献，搜罗藻饰，成一家之言。”从王国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和感知志书的详尽和严谨。此志于庚辰年八月开始编纂，十月完成初稿，到万历九年（1581）七月刻印。是为万历庚辰《阳城县志》。此志藏版待查。

　　万历三十五年（1607），知县王雅量认为岁月既深，事多阙略，请吏部文选司郎中罢官里居的白所知对县志进行增修。白所知受命，乃“半仍其旧贯，少加补葺，以补阙略”。此为丁未县志，藏版待查。

　　天启五年（1625）知县冯士宾认为邑志二十年来有所未备，又请以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告老还乡的白所知续志。白所知在为天启年县志所撰序言中写道：“仍效丁未故实，取宦迹、科贡二款，昭然在人耳目者，逐一增补。”就是说他仅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县志的基础上，对“宦迹”“科贡”两项作了“增补”。是为天启乙丑《阳城县志》，藏版待查。

　　清顺治十五年（1658），陈国珍来任县令，理人训士，清和宁一。而此时“天子以九州大定，薄海内外咸隶版图。乃大诰天下，令方自为书，汇其土地、山泽、名物、文章，质成而上之司计。”于是，陈知县爰礼胶庠名彦谋划编修县志。请孝廉白沆仲与任搜讨，自己“出旧秩而稽考之”“从邦之贤士大夫辨疑探实，聆绪论而溯芳踪”“独断其成”。逾期而新志告举，陈知县又写信向白胤谦征序。白胤谦在序中称赞这部志书“文克以典、事该以晰、义审以衷，殆非徒作者也，又于其中得数善焉”，而陈国珍则说“然是籍也，所师者前人之智，所存者大道之公。则余之敬奉宪章，恪守成法，不敢自没其初心”。新志“始于己亥之夏五月，成于是岁之冬十月，阅六月而告成”。是为顺治己亥《阳城县志》。原版现存北京、上海图书馆。

　　康熙十一年（1672）春，再次出任内阁大学士的曲沃卫周祚，奏请纂修地方志，并提出各省修通志应以陕西通志、河南通志为楷模，上奏得到认可。于是朝廷命天下郡县，凡山川道里、城郭关隘，悉绘图撰说以进。项龙章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来任阳城知县后，首次拜访告老家居的司农田六善，即以重修县志请托。田六善接受请托，即“取嘉、隆原本，皇朝新本，以及白大司寇、卫直指删本，前令都侍御诸博士弟子钞本，折衷成书。间有增损，或考之史传之确据，或得之故老之传闻，或求之漫灭断缺之金石，信即征信，疑即阙疑。小美必彰，片长必录。亥豕鲁鱼，详加雠校，厘为八卷四十六则，质诸侯而受梓焉。”项龙章在序言中称赞此志“删其繁芜，补其缺畧，润饰其朴塞，厘正其舛讹。掌故核而详，文词华而赡，予夺慎而公。”这次重修着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夏，脱稿于二十五年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付印。因康熙二十六年岁次丁卯，故称康熙丁卯《阳城县志》。此志现存北京、山西等图书馆。

康熙丁卯《阳城县志》点校版

　　2021年冬，受阳城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委托，由研究阳城历史近20年的地方文化学者王小圣先生主持，对康熙丁卯《阳城县志》进行了点校释译。我有幸受王先生之邀，参与其中，诚惶诚恐，想如自己之愚笨唯有以勤补拙了。从春节前开始，矻矻500多天，我们无一日停步，无一日不伏案至深夜，到2023年3月方完成初稿。此后的校稿完全由我与王先生完成，逐字逐句，三校三对，终于2023年8月9日校完定稿，交付刊印。看着近半尺厚的书稿，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在近两年的点校释译过程中，我不禁感慨于王先生的博学、严谨、谦逊。先生以近八十高龄每日工作8个多小时，一度因久坐案前而腰椎受损，后来更是压迫神经导致腿痛难忍，行走困难。但他对校对的要求不曾有一点放松，始终要求做到每字必究、必解；每句必求通达。尽管这样，还怕有所纰漏。我受先生之托写了后记，爰举实例，把其中的难点突破、探究感悟作了总结，以期对以后的学习有所裨益。

乾隆县志序言

　　乾隆二十年（1755），田从典之子吏部侍郎田懋罢官里居，“念邑志久阙”，向时为知县的杨善庆建议纂修县志。杨知县觉得“自康熙丁卯以来，简罄帙荒，纪述无闻，书缺有间者久矣。”“是志之宜纂，而且不可以或缓也，实又余责，乃不敢过让而强从事也”。于是他“征文考献，网罗散失，续其不备，整其未厘，类次门分，得十有六卷”。当时田懋也参与其中。田懋认为，此志“七十载之人物事为巨细短长，昭列悉备。”“博而不侈，约而不遗，整而有体，直而不私”。编修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孟夏，完成于当年孟秋，是为乾隆乙亥县志。原版存北京、上海、山西等图书馆。

同治县志序言

　　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赖昌期认为“邑志自乾隆乙亥续修，迄今百有余岁。其间民风之厚薄、人材之盛衰、宦迹之宽猛，若不重加纂辑，恐久而无征”，而且上不符当朝文教广布之圣意，也难以给编写通志的使者提供资料。所以他聘湖南湘潭县举人谭沄、邑人山阴县训导卢廷棻与任纂修。邑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平定州学政徐鉴、奉政大夫衔曹升秀、同治九年（1870）举人候选教谕刘昴华、优行廪生卫捷先、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试用训导卫之鸿、增贡试用训导田淑农等为分修，邑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延彭年、同治三年（1864）举人杨伯朋等为参阅，共修县志。赖昌期在《新修<阳城县志>序》中说“悉心参酌，别类分门，更为条例。而于旧志，正其忤讹、补其阙略者，凡数十事”。于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由赖昌期撰序付梓。此志修改了县疆域图，使“山必辨其方位，水必析其源头，使览者举目了然”；完善了建置沿革，“于晋魏周齐隋唐诸代，详加剖析而悉正其讹”；校正了天文部分，“详辨其误”“凡旧志所未及详者，悉为补载”；县域内的名山大川，“凡旧志所未及究者，兼一一溯其源而正其名”；其他如古迹、学校、职官、人物、兵详、艺文等亦兼有补正。这部县志受到光绪《山西通志》总纂杨笃的赞赏。杨在光绪八年(1882)六月日记中写道：“三日，纂志，检泽州各志，唯《阳城县志》最有章法”。2016年，县政协文史委研究员王伟对这部县志进行了点校。

《阳城县乡土志》序言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尚书张百熙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用备小学课读。诏从之。颁示各省学臣，转饬所属奉行。于是，时任阳城知县的沈继焱，延聘光绪乙酉（1885）拔贡杨念先撰写《阳城县乡土志》。杨念先家学渊源，素娴邑中掌故，同治间重修邑乘，两世任参订、采访之职，又多逮事嘉、道诸前辈，以故闻见博洽。于是承众绅之推荐，县令之敦请，慨然承命。杨念先增订缺失，因革损益，初为散体文，备受士人推崇。杨念先“继思学校诵读，骈俪当易记识，遂改纂编体韵语”。就是说杨念先编纂的《阳城乡土志》，初为散体文，供小学课读之用。后又改编为骈体文。乡土志写成后，各学堂争相传抄，于是定为课本。1934年（民国23年），担任山西省教育学院斋务主任的杨兰阶（杨念先之子）将两体分册付印于太原。有沈继焱、常赞春、田九德等人的序文。民国学者田九德在民国二十三年所写的序言中称赞道：“先生此作，于旧志则提挈其刚要，而增订其缺失，因革损益，颇费斟酌，虽号‘乡土’，实不异重修旧志也。”版本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县档案馆和文化馆。2009年，栗守田先生又作点校，由三晋出版社重新出版。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县郭学谦奉上命，责成杨念先等人征集光绪三十四年间新发现的人物、事件、掌故，汇辑成册，名为《新增志》，又称《续志》。有郭学谦原叙一篇，手抄本。原稿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和省文物馆。

　　民国九年（1920），县知事曾载祷倡导，由杨兰阶、王璧等地方名士，收集辛亥革命以来的地方掌故,着手编写《续阳城县志》。后因故中止。

　　民国十七年（1928），在县知事董桂华的倡导下，由县绅吴登云主持，召集本县名士成兴杰、卫净尘、王春等组成编志小组。至1931年基本完稿，寄山西教育学院教授、县人田九德审阅。此稿不幸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3年，在中共阳城县委领导下，组成《阳城县志》编委会，由县委宣传部长刘子敬任主任委员，陈世禄任副主任委员，王守邦任主编，成员有王才富、马子宽、张惠民等。至1965年底，完成九卷初稿，约70万字。稿存县档案馆。与此同时，退职在家、瘫痪在床的原阳城一中教师王璧自修了《阳城县志》，约10万字。此稿原存王璧家中，部分残稿存县志办公室。

　　1990年，阳城正式成立县志办公室，组织县志编纂委员会，由县志办主任刘伯伦先生担任主编，开始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县志。志书从内容到体例都与旧志有较大改变。分为“地理”“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要记”“丛谈”“大事年表”“文征”凡12编。并附“编后”。人物主要以记录辛亥革命以后的新人物为主，只对少数极负盛名的古代人物进行了重新编纂录入。“文征”中的诗词，除名胜诗外，旧志“艺文”所载诗文概未收录。书中纪年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界，1912年之前采用历史纪年，之后采用公元纪年。志书为通纪体，时间上溯不限，下至1985年底。由于成书于1990年，“为不遗漏，本志出版前1986-1990年发生的大事重要人物，特在‘编后’设‘要续’备忘。”这部县志于1994年由“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因称1994年版《阳城县志》。

1994年版《阳城县志》

　　2014年，由王家胜先生任主编，承接1994年版《阳城县志》进行了续修。上限为1978年，下限至2008年底。大事记和个别人物延至本书出版之年2014年。本书结构为大卷门目体，分为卷、门、类目、目四个层次；并于卷首增设了“导读”“总述”“阳城之最”“县情数据”；于卷末设“大事记”“文征”“前志补阙勘误”“备考”“索引”等门类。这部志书共分十卷，全面记述了阳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变化。

　　张彩芬，山西阳城人。山西阳城析城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阳城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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