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更多方志编修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发端,“方志”一词则首见《周礼·地官》。
东汉时期出现了地方志的雏形,如地记、郡书、图经等,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山川、风土、物产、人物等情况。地记、郡书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地记发展繁荣时期。以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有耆旧传、先贤传等,以地理风俗为主要内容的有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或山川记)、地记、风俗记等。多为私人撰修。
隋唐时期,朝廷号令编纂图经(图志、图记),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置沿革、地名的由来、山河的走向、物产、风俗民情和名胜古迹等。
两宋时期,多次编纂全国性总志,官修、私修志书达四百余种,方志内容更加全面、丰富,体例形式渐趋稳固,体例基本定型。
元代创修《大元大一统志》,开创了一统志编修的先河。
明代修志事业十分兴盛,方志编修日益制度化,朝廷多次颁布修志诏谕,制定统一凡例。永乐十年(1412)颁布的《修志凡例》,是已知中国最早颁布的志书编纂法令。
清代方志编修进入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虽僻陋荒岨,靡不有志”(乾隆《蓬溪县志》),官修性质进一步明确。大批学者参与修志,如戴震、章学诚、孙星衍等,学术争鸣活跃,初具方志学学科意识;章学诚更是被梁启超视为方志学的奠基人。
民国时期,志书的体例和记述内容开始随时代演进而发生变化,方志开始向近代转型。许多著名学者亲自参与修志,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均有所发展,名志佳志迭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全国开展了两轮大规模地方志编修工作,编纂出版大批志书、年鉴及地情书,整理了大量的历代方志,形成了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群。
方志编修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发端,“方志”一词则首见《周礼·地官》。
东汉时期出现了地方志的雏形,如地记、郡书、图经等,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山川、风土、物产、人物等情况。地记、郡书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地记发展繁荣时期。以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有耆旧传、先贤传等,以地理风俗为主要内容的有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或山川记)、地记、风俗记等。多为私人撰修。
隋唐时期,朝廷号令编纂图经(图志、图记),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置沿革、地名的由来、山河的走向、物产、风俗民情和名胜古迹等。
两宋时期,多次编纂全国性总志,官修、私修志书达四百余种,方志内容更加全面、丰富,体例形式渐趋稳固,体例基本定型。
元代创修《大元大一统志》,开创了一统志编修的先河。
明代修志事业十分兴盛,方志编修日益制度化,朝廷多次颁布修志诏谕,制定统一凡例。永乐十年(1412)颁布的《修志凡例》,是已知中国最早颁布的志书编纂法令。
清代方志编修进入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虽僻陋荒岨,靡不有志”(乾隆《蓬溪县志》),官修性质进一步明确。大批学者参与修志,如戴震、章学诚、孙星衍等,学术争鸣活跃,初具方志学学科意识;章学诚更是被梁启超视为方志学的奠基人。
民国时期,志书的体例和记述内容开始随时代演进而发生变化,方志开始向近代转型。许多著名学者亲自参与修志,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均有所发展,名志佳志迭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全国开展了两轮大规模地方志编修工作,编纂出版大批志书、年鉴及地情书,整理了大量的历代方志,形成了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群。
领导关怀
更多1960年10月,毛泽东同志问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如何当好县委书记,告诉他:“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要做到先修志、后修衙。”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
1993年3月,江泽民同志会见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查良庸时,赠送《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17种浙江地方史志图书。
胡锦涛同志十分关心重视包括地方志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
2004年10月,习近平同志考察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时,勉励村民把《白沙村志》继续编修下去,把新变化写入新村志。
导航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