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对地方志的重视及其启示

（来源：《北京地方志》2020年第2期）

陈东林

　　地方志详细记述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资料。毛泽东尤其重视地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经常搜集阅读、活学活用，并倡议全国编修地方志，推动了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段段富有启迪的佳话往事。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很多地方志书。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已经熟读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两部具有地方总志性质的书籍，前者除记载舆地沿革外，对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的辑录尤其详细，并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后者重在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毛泽东尤为推崇顾炎武的治学方式，认为顾炎武对“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之余，不顾饥困疲乏，广泛搜集地方志书来细细阅看。“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 刘瑞龙：《东进，东进，再东进》，《新华日报》1980年5月16日。]1929年，毛泽东率红军来到兴国县城后，就乘隙专心致志地看起《兴国县志》来。红军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又托人找来《瑞金县志》。这部《瑞金县志》编于清代乾隆年间，共八卷，当时缺一卷。毛泽东视若珍宝，把它置于案头，时时拿起研读一番。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又阅读了《遵义府志》《仁怀厅志》《赤水县志》等方志。[ 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长征路上，在一次胜仗之后，毛泽东跑去问他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小黄，有什么战利品没有？”黄友凤连忙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忙说：“不是这个！”看着一脸不解的黄友凤，毛泽东笑道：“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 黄友凤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每到一处，身边的工作人员必定为他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走的地方多了，搜集到的地方志书也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毛泽东只得抽空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对于这些在战争环境中不得不扔掉、以便轻装前进的志书，毛泽东念念不忘，心痛不已。[ 蒋建农主编：《毛泽东全书》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阅读地方志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无论“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1952年10月底，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徐州视察。在市政府招待所（花园饭店），毛泽东问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他面前。毛泽东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大家听了，都为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惊叹不已。[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女兵传》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到了合肥，毛泽东就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最后二十年（1957—1976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73页。]1965年5月下旬，72岁高龄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茶陵时住了一晚。毛泽东故地重游，格外兴奋，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县委副书记李颖报告说：“茶陵未修县志，现存的最后版本只有清同治九年（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毛泽东说：“不管是县志还是州志，都想看看。”于是，李颖便拿来了《茶陵州志》。这天晚上，毛泽东一直阅读到凌晨三点才就寝。[ 林道喜编著：《伟人情怀·见证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毛泽东活学活用地方志，常常在工作和生活中加以引用论述，作为领导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重要参考。早在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任务之一是“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从1953年到1975年，毛泽东多次到杭州考察，每次都要查阅地方志书。1957年，毛泽东到杭州时提出，浙江要编写乡土教材，要让大家懂得本地的地理和历史、过去和现在。毛泽东风趣地说：“小孩子总是先叫爸爸妈妈，后叫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的嘛！”。毛泽东常常引经据典，纵论古今，与地方上的同志谈笑风生。有一次，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听说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时，毛泽东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编地方志续修手册》，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旨在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期间，毛泽东借阅读民国年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之机，阐发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工作方法和治学态度。毛泽东说：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往访，只剩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他对在场的周小舟等同志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毛泽东称赞《庐山续志稿》说：“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1960年10月，毛泽东到湖北考察。他在读完乾隆年间和道光年间编纂的两部《荆门州志》后，对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州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这反映出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第二，我发现荆门州志书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3年一中旱，5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 杨希杰：《毛泽东关于〈荆门州志〉的一席谈话》，《荆门日报》2001年9月30日。]

三、“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阅看地方志，还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看看当地的方志书籍。据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地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薄一波本人到福建考察，就曾粗略地翻看了《福建通志》。[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去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途经上海巡视黄浦江时，毛泽东询问陪同的上海干部：“上海有个下海庙，你们知道吗？”在场的干部你看我，我看你，无人能答。后来查阅《上海县志》才知道，下海庙原名“夏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俗传“夏海庙”供奉海神为义王，故又称“义王庙”。因沪语中“夏”与“下”同音，加上该庙位于下海浦边上，故后人就将“夏海庙”改称为“下海庙”。[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上海名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页。]大家不禁为毛泽东的博学多识所深深折服。

　　庐山会议期间，工作人员除借来《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外，还借来清代《临川县志》《铅山县志》，以及《临川四梦》《桃花扇》等书籍。毛泽东看到这些书后，高兴地讲起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到南康任职，治所就在庐山脚下的星子县。朱熹走马上任，当地官员纷纷到轿前相迎。朱熹下轿便问：“《南康志》带来没有?”众人面面相觑，无以为答。毛泽东接着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在我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今天我们也应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嘛！[ 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毛泽东提倡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做好新中国的方志编修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方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找人从四川省图书馆借来《四川通志》《蜀本纪》《华阳国志》，后又找人要来《武侯祠志》《灌县志》《都江堰水利概要》等志书。毛泽东对每一部志书都认真阅看，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圈、点、批、划。毛泽东亲自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的部分内容一并印发与会人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 盛巽昌编著：《毛泽东与地名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1960年10月考察湖北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要修地方志。毛泽东问梅白：“你这个县委书记如何当法？”当听梅白说没有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基层县级领导干部工作经验后，毛泽东就风趣地讲起“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朱熹是理学家、政治家。他到南康府，没有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像王明那样。他一去，就先看《南康志》。”接着又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毛泽东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 杨希杰：《毛泽东关于〈荆门州志〉的一席谈话》，《荆门日报》2001年9月30日。]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修志工作迅速打开局面。周恩来总理多次强调要搜集和编修地方志，董必武副主席亲自指导推动湖北省地方志的编修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方志小组成立，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作。1960年，全国共计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个县开展修志工作，其中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川等省和北京市走在前列。[ 俞佐萍：《俞佐萍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毛泽东倡修地方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几点启示

　　毛泽东率先垂范关心方志事业，活学活用方志书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无论是在革命年代战火纷飞之时，还是新中国日理万机之中，毛泽东都把地方志当作必读书，经常找人借来仔细研读，以便更好地领导革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表明，地方志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书。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领导地方志工作，把中国悠久的方志文化继承好、发扬好和利用好。

　　二是要活学活用方志书籍。地方志具有地方性百科全书特质，其记述纵贯古今，涵盖各个领域，是了解一地之人事物的权威著述。阅读方志书籍，不能泛泛而读，而应当学习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做到学以致用，要从中了解一地之经济物产、区划沿革，领悟一地之人事变迁、治乱兴衰，以便更好地推进当前的中心工作。

　　三是要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毛泽东关于“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的号召，已经在中华大地结出累累硕果。当前，修志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总结方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不断进行篇目创新、体裁创新、内容创新，使所修志书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1)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2)刘瑞龙：《东进，东进，再东进》，《新华日报》1980年5月16日。
(3)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4)蒋建农主编：《毛泽东全书》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5)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6)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女兵传》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7)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最后二十年（1957—1976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73页。
(8)林道喜编著：《伟人情怀·见证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10)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编地方志续修手册》，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11)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12)杨希杰：《毛泽东关于〈荆门州志〉的一席谈话》，《荆门日报》2001年9月30日。
(1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上海名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页。
(15)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6)盛巽昌编著：《毛泽东与地名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17)杨希杰：《毛泽东关于〈荆门州志〉的一席谈话》，《荆门日报》2001年9月30日。
(18)俞佐萍：《俞佐萍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