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古称普州,蔚起人文,杜甫、贾岛、苏轼等均为之敲诗写韵。特别是宋代,安岳人文赫奕,人才渊薮,仅端拱丙戌至宝祐丙辰的约270年间,其进士便达200余人,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进士文化,故史籍中有“媲美东鲁”和“东普西眉”之说,即把安岳与出了孔夫子的山东和以“三苏”(苏洵、苏轼、苏澈)为代表的古眉州(今眉山)相提并论。
在宋代安岳籍的文化名人中,刘仪凤无疑翘楚。他集诗人、书法家、藏书家于一体,《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历史著名人物》《全宋诗》《四川通志》等对他均有著录,史籍《宋史》有其传记,甚至他还鲜活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他的“藏书之怪”,堪称千年一遇;他的“抄书之癖”,堪称千年一绝;他的因“抄书”(“翻故纸”——“录四库书本”)而被罢官,堪称千年冤案;他的“赢得载书归”(“分三船,以备失坏”),堪称千古奇谈;他的“筑阁藏书”以书香安岳的情怀,更让人感铭肺腑。20世纪20年代,先贤陈离先生亦以其号“静珊”命名捐赠“静珊图书馆”,以书香校园,砥砺莘莘学子。由此以为,书是古代安岳文运昌隆的种子,书是安岳文脉流淌的生命线,书是安岳一路更上层楼的阶梯!
1975年春,我由重庆上山下乡至安岳。这里的山山水水给我以滋养,这里的万千佛像给我以心灵的震撼,这里的人们给我以艺术创作的空间。这里,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二故乡,亦是我的梦绕之地。
1988年秋,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安岳。行前,文化馆白中培先生诗书两赠,说我是“真的走了,但真的没走;走了要回来。”北京的杨挺老师在信中说“相信你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这块故土。”正是这种情怀依恋的集合,我想我是“回来”了。而我的“回来”,是捧着一颗心的回来,即效仿高山仰止的先贤,为安岳无偿捐赠一个文献特藏馆,以更好地传播地情文化,为书香安岳尽一份绵薄之力。故我的“回来”,为安岳送来了价值数十万元、重约3.5吨的3400余册书。这些书,有的系我40年前所购藏;这些书,除数十种我的著述及主编的出版物之外,尚以古籍再造本、地方志书、年鉴、地情文献(包括台湾的)、石刻及艺术类的书籍为主体,版本有日文、英文、韩文、俄文,签名本277册(分别为海内外学人所签名赠我的242种书及本人所签名的35种书),相当于目前成都图书馆所藏签名书的总和;这些书,有的是我从美国、日本、中国港台地区带回来的,不乏“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之感。由此,我真切地感到,作为一介书生,捐书乃大舍,既是情怀、经济、视野(淘书具有的眼光)的结果,又是体力考验的结果(若干书由四面八方驮回来,甚至随我辗转多地)。但愿这些自以为不乏“柠檬清香”的图书,能给读者的心脾有一种特别感受。
除捐赠图书,我亦无偿捐赠了所收藏的有关安岳石刻和人文(贾岛、陈抟)等的42幅书画作品、两件微刻作品、18封信札,还有所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手稿及刘心武先生序书手稿,以及有关安岳的地情资料(包括知青史料),特别是有关安岳石刻方面的。其数量和内容,可供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及地情馆。据综合评估,这些物品的整体规模与相关内容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构成了安岳地情文化的一抹亮色,甚至弥补了某些空白,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和特别的学术(文化)价值,某种意义上传递了我欲表达的精神追求与文化理想寄予的信息。在此,我感谢支持我捐赠的机构和朋友以及我的夫人并女儿,使我了却夙愿。故我希冀:这些物品能为博大精深的安岳地方文化增加一点厚度和宽度,具有“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效应,即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捐赠,以美丽安岳的“诗和远方”。
对于文化信息的分享与资源的消费,朋友圈流行有一句频率颇高的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故将这些物品捐赠出来之后,我对这个“乐”的解读有了真切的体验。
是为心语,权作新年的一枚贺卡,以发送给朋友,让我们一起快乐着、快乐着……
2020年1月1日 于成都
(作者曾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正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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